2007年12月28日星期五

南洋大学校徽释意

南洋大学校徽释意
   
南 大 的 校 徽 是 一 座 星 和 黄 , 篮 、 红 三 道 光 圈 所 组 成 的 图 案 , 这 图 案 的 总 结 构 象 征 了 交 流 , 相 辉 与 团 结 。

华 人 是 黄 帝 的 子 孙 , 属 于 黄 色 人 种 , 因 此 , 黄 色 代 表 了 中 华 民 族 , 黄 色 光 圈 代 表 了 中 华 文 化 , 而 那 座 作 为 黄 色 光 圈 轴 心 的 黄 星 , 便 代 表 了 以 发 扬 中 华 文 化 为 职 责 的 南 洋 大 学 。

黄 、 蓝 , 红 三 道 光 圈 紧 密 地 连 接 在 一 起 , 象 征 了 星 马 间 , 华 、 巫 、 印 三 大 民 族 和 平 相 处 和 文 化 交 流 。

此 外 , 整 个 校 徽 图 案 给 予 人 的 感 觉 :

第 一 是 : 光 明 、 纯 正 、 圆 满 。

光 明 指 星 座 与 三 道 光 圈 ; 纯 正 指 星 座 与 三 道 光 圈 采 取 最 基 本 之 黄 、 蓝 , 红 三 原 色 , 纯 而 不 染 , 线 条 发 展 均 衡 , 不 偏 不 倚 , 又 为 最 正 确 之 几 何 图 法 ; 圆 满 指 光 之 圆 圈 。

第 二 是 : 自 由 、 平 等 , 博 爱 。

自 由 指 圆 转 无 碍 ;

平 等 指 彼 如 此 一 ;

博 爱 指 亲 切 相 关 《 圆 》 是 轮 状 , 《 星 》 是 轴 状 , 因 此 南 大 的 枚 徽 又 象 征 时 代 , 象 征 前 途 , 象 征 自 强 不 息 。

三 原 色 加 减 调 配 , 可 得 无 数 颜 色 ; 三 光 圈 交 相 辉 映 , 可 放 射 无 数 异 彩 。

南 大 的 校 徽 说 明 了 南 大 纯 正 的 宗 旨 , 也 说 明 了 南 大 光 明 的 态 度 , 并 决 心 以 圆 满 尽 其 使 命 .

Nanda Arch 南大牌坊

这是最早时期的照片,应该是在1955 年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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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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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最早时期的照片,应该是在1955 年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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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Picasa

这是从内向外拍摄的照片,牌坊原先正背面都有“1955”和“南洋大学”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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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见证过的南洋大学历史。这是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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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是六十年代的历史。你有更清楚的记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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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理工学院牌坊的样貌


牌坊正门口题字匾框已经增高,横排南洋理工学院的中、英文名字。
底座石礅,大约与石礅上的工字基座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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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学院后,牌坊进入无字时期。
(林尊锦摄于1996年7月28日)

牌坊正门口名字已经拆掉,题字匾框保留双排横字的高度。
工字基座下,原先的石礅,大约只有三份之一露出地面。
乐观的看法:三份之二的石礅,埋在地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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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的名字,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正门口上题字匾框高度,与南洋大学关闭前一样。
牌坊底座石礅,大约与石礅上的工字基座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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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Pi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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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牌坊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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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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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从此走入历史。
1981年8月 8日南洋理工学院在原南洋大学校园成立。1991年7月1日立法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1986年南洋理工学院关闭了这个门口,把大门改在惹兰巴哈,当局有意把牌坊拆除。据悉,建屋局刊登拆除牌坊的招标工程广告后,反应冷淡,承包商不愿参与投标。过后建屋局征得福建会馆同意,拨出这块地段,保留牌坊。于是,南洋理工学院的名字被拆除,成为一座无字牌坊。
1998年3月 1日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披露,有关当局将会修复南洋大学旧校门牌坊上原有的“1955 南洋大学”的字样。
2000年7月3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牌坊已经修复“南洋大学 1955”的旧貌。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华裔馆(原南洋大学旧图书馆)和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都已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

2007年12月26日星期三

(2006/06/08)南洋大学校徽的结构── 信息录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南洋大学校徽的结构
── 信息录 ──

“南洋大学的校徽是一座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校徽原创者潘受曾经记述:“黄星象征南大,黄蓝红三光环依次象征华巫印三大民族。图案之形态,则兼寓多元民族和谐相处,及多元文化融洽交流之意”(注1)。虽然《校徽释义》没有说明清楚,三道光圈在图案上都有固定的位置:黄圈在上,蓝圈在右,红圈在左。

优美的校徽,结构上有平衡、集中、端庄和稳实的特征,三道光圈构成总体联接的图案。由于没有文件说明三道光圈交接的要求,各自“发挥”以后,“创造”了不同类型的图案。

纵观所有图案,蓝圈和红圈的不同叠合交扣方式,形成了四类图案:

前后式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举行开学式,陈六使主持升旗礼。南大校旗上的校徽,蓝圈与红圈交扣,蓝圈上方在红圈之前,下方在红圈之后 (以下简称这种上圈在‘前’、下圈在‘后’的结构为“前后式”)。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举行落成典礼,采用的也是“前后式”结构的校徽。

“前后式”校徽,黄圈从左上方,反时针方向,朝右下穿入红、蓝圈内(左上图)。如果黄圈从右上方,顺时针方向,朝左下穿入红、蓝圈内,就形成右上的图案。右上图三圈交接处,(即黄圈的下方,蓝、红两圈的上方),蓝圈在前,红圈在后。黄圈右方在蓝圈之前,左方在红圈之后。黄圈处在前(蓝)圈之前,后 (红)圈之后,有着偏向右方的倾势,结构不平衡。左上的图案,黄圈右方在前(蓝)圈之后,左方在后(红)圈之前,形成平衡稳实的结构。因此,“前后式”的结构,都采用左上图的方案。

后后式
南洋大学第1-12届(注2)毕业文凭上的校徽,蓝、红圈交叠而不相扣,蓝环上、下方都在红圈之后 (以下简称这种上圈在‘后’、下圈也在‘后’的结构为“后后式”)。同样的道理,黄圈必须从右上方,顺时针方向,朝左下穿入红、蓝圈内,才能形成平稳的图案。

前前式
《南洋大学校徽释意》(注3) 里的校徽,蓝、红圈交叠而不相扣,蓝环上、下方都在红圈之前 (以下简称这种上圈在‘前’、下圈也在‘前’的结构为“前前式”)。同理,黄圈必须从左上方,反时针方向,朝右下穿入红、蓝圈内,才能形成平稳的图案。

后前式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当时采用的校徽, 蓝圈与红圈交扣,蓝圈上方在红圈之后,下方在红圈之前 (以下简称这种上圈在‘后’、下圈在‘前’的结构为“后前式”)。“后前式”结构,黄圈从右上方,顺时针方向,朝左下穿入红、蓝圈内,形成稳实的图案。

以上是校方采用过的4类校徽图案结构,各类可能衍生变异结构。

后后式变异
左图是曾经刊载在《南大商学院第五届毕业班特刊》封面的“后后式”变异结构。图案设计者,应用拓扑学的知识,设置黄圈既在后(蓝)圈之后,也在前 (红)圈之前。由于黄圈包揽前后两面,三圈虽然各自不相扣接,总体却有交缠联接的感觉,达到了统一平衡的境界。应用同样设计,也可制出类似的“前前式”变异图案。

此外,也出现过一些总体不平衡,甚至三环各自松脱的图案。南洋大学关闭后,粗制滥造的图案,更是不足可取。

(注1): 潘受,《海外庐诗卷七·纪南洋大学落成典礼次昌黎韵》,1958年。
(注2): 希望读者能协助提供第13-21各届毕业文凭上校徽图案的资料。
(注3): 《南洋大学校徽释义》,最早似在50/60年代发表,请读者协助提供有关刊物名称和出版日期。
《纪念南洋大学创校25周年特刊》收录的《南洋大学校徽释意》没有校徽图案。(1982年8月25日,7页)
《南洋大学史料汇编》收录的《南洋大学校徽释意》,校徽采用“前前式”结构图案。(1990年11月,4页)
《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1992)特刊》收录的《南洋大学校徽释义》,校徽也是“前前式”的结构。(1993年4月15日,1页)
《呵 这五十年》里的《南洋大学校徽释意》,删去校徽六义,改用“后前式”的结构图案。(2005年5月,11页)

(按):谢谢校友提供的信息,将会再收集各方面的资料,补充缺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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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08日首版 Created on June 8, 2006
2006年6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ne 15, 2006

(2004/05/15)南 洋 大 学 简 史── 录自南洋大学各届毕业特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南 洋 大 学 简 史
── 录自南洋大学各届毕业特刊 ──

  第二次大战前的殖民地时代,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文教育,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关心,而是完全由居住在本地区的华人社会所承担。因此,本地区华文学校沿袭了盛行于中国的教育体制;虽然战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仅达到中学阶段,但华校中学毕业生回到中国深造尚无困难。华文教育仍被认为具有完整的体系。迨至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华校高中毕业生到中国升学的途径遽告断绝。

  当时殖民地政府似乎尚未注意到众多华校中学毕业生,因无法深造所产生的问题的广泛性与严重性,政府仍旧摒弃这批年青人进入殖民地政府为本地区高等教育而设的唯一高等学府──创办不久的马来亚大学。

  因此酝酿筹设一间华文高等学府的情势随而产生,以满足每年从本地区华校毕业的大批青年男女的愿望。1953年5月新加坡商业巨子陈六使先生联同本地区向来赞助华文教育的同道成立筹备委员会,共同筹创一间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由新加坡发起创办大学的倡议,在东南亚每一个华人人口显著的角落,受到热烈响应,筹募基金运动与兴办大学热潮获得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支持。由于殷商缙绅踊跃捐献,劳动阶层的出钱出力,瞬眼间筹得巨款,建筑校舍计划得以迅速着手进行。新加坡福建会馆献赠位于岛国西端裕廊地区一幅广达五百余亩的地段供作校址,贡献尤巨。

  英国当局自始即对华文大学的计划不表赞同,大学创办人因而受到诸多阻挠;最后唯有以民间力量在缺乏官方支持下积极进行,因殖民地政府拒绝以大学地位赋予大学,大学乃以公司方式注册,命名为南洋大学,因南洋为以前华人对东南亚的通称。南洋大学创立的宗旨即为东南亚地区服务,因以名校。

  随后,创办人积极进行物色声誉卓著的学者出长南大,当“吾国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博士接受大学校长职位时,各方咸庆得人。林博士于1954年 10月就任。各方企望正殷,不期林博士与创办人对建设大学计划发生歧见;因此在南洋大学尚未开学,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时,林校长于1955年3月离职。

  1956年3月成立大学行政委员会执行大学行政。文学院院长张天泽博士膺选主席。同年3月15日举行开学仪式,3月30日正式上课;1958年春,第一期建筑工程全部竣工。

  1956年南洋大学开学时仅有文学院暨理学院两院。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文学、史地、经济政治及教育等五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四学系。报名商学院的新生,则暂时并入文学院经济政治学系受业。翌年,商学院正式成立,设工商管理、会计银行两学系。

  正当南洋大学迅速建立规模时,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亦在迅速演变,新加坡自治政府即在此时成立,这是英殖民地统治急速退出本地区的先声。在这新政治局势下,民选代表占多数的新加坡立法议会于1959年3月4日通过立法确定了南洋大学的大学法定地位。1959年5月29日宪报号外颁布南洋大学法,自是月27日起生效。从此,官方正式承认南大为新加坡教育制度中高等学府的一环。

  同年,于1956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行将毕业。但南大的困难并不因南大得到法定地位而全盘解决。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及马来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在聘任公务员时,仅承认新加坡及马来亚等二间由政府主办的大学所颁予的学位。因此就引起“承认”南大学位问题,嗣后八年间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

  政治方面的发展,新加坡已于1960年成为自治邦,拥有全部民选的议会和政府。新政府密切关怀南大的发展。因而委任一个检讨委员会,审议前政府所委任的一个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书,旨在促使南大成为自治邦赞助下的一间大学。

  自1960年起,由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聘请庄竹林博士,为副校长 (Vice-Chancellor) 以主持校政,过去四年中管理大学的行政委员会同时宣告结束。大学行政首长名称从大学法中所规定的校长(President) 修正为副校长(Vice-Chancellor),显示南大有意改变过去从美国脱胎的中国大学体制而沿袭英国大学体制,俾与本地高等教育制度趋于一致。校长(President) 衔称虽然继续留存大学法中,直至于1966年,由于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乃由新加坡共和国国会正式修正。在同一修正法令中,亦有其他数项条款同时修正,以符合英国大学体制。

  南大毕业同学因为本身学位在本地迟迟未受到正式承认,被迫大量前往海外深造,寻求更高学历。由于南大毕业同学均能直接进入北美、欧美、澳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院,以及进入研究院后的优异表现,为日后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学位铺下了坦途。

  际此,南大前途由两股相辅相成的力量加以促成──其一为南洋大学需要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支持,其二为政府将南洋大学并入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愿望。由政府及南洋大学理事会(大学法中规定为南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长时间的交换意见;最后在1964年4月双方达致协议,根据该项协议政府郑重保证南大得以保持本身具有的特质,同时政府将在同等基础下给予南洋大学以与国立新加坡大学财政上同样的援助。随后,南洋大学即着手改组工作。首先,副校长庄竹林博士于 1964年7月辞职;由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摄管校政数月,接着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

  在1965年初,南洋大学委任课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南洋大学学术方面应兴应革事宜,委员会建议以三年普通学位课程暨一年荣誉学位课程,替代南大原有单纯的四年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课程乃给予具有优异学业成绩的普通学位毕业生攻读。英国大学体制从此纳入南大学制。

  该委员会亦建议设立语言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为各系英文欠佳的学生开设补习及精通英文课程。该中心在1967年初成立,具有完备的语言课程,特别是华语课程。该课程导致众多外国学生,前来南洋大学就读,包括苏联学生和美国学生。

  委员会其他重要建议,包括在文学院增设马来学系及废置文学院的现代语言文学系及教育学系以及理学院的化学工程学系。以上建议业经实施。

  随着课程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南洋大学教职员的薪金率亦获调整,与本地区两间国家大学的薪金率不相上下。从此,南洋大学征聘优秀的教职员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

  自1964年开始南洋大学改组工作,至1968年业已接近完成。同年5月,教育部长在毕业典礼致词中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第一届新制毕业生在1969年初毕业,同时也标志旧制不分等级的四年普通学士学位学制的结束。并于1969/70学年度,各院系同时开设荣誉学位班。

  自1965五年担任代理校长的黄应荣教授在1969年初退休。理事会聘请驰名的学者黄丽松教授为校长。黄校长到任后经拟订许多发展计划,陆续实施,研究院的设立即其中重要的一项。

  为了培养学生以配合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需求、为了给教师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以及改善大学的行政,服务效率,李氏基金于1969年底慷捐巨款,在校内成立了李光前电脑中心。

  在1970年,李氏基金再度慷捐巨款,协助大学设立一所李光前文物馆,其目的在于保存亚洲文物资料,以供学术研究,并且向公共人士宏扬亚洲文化。

  1970/71学年度的开始,南洋大学甄选第一批研究生进入研究院的亚洲文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及商学研究所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1972年7月第十三届毕业典礼上,颁授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以博士学位及硕士学位,在南洋大学创校史是个新的里程碑。

  1972年9月黄校长辞去校长职,就任香港大学校友。理事会聘请著名公共行政学学者且精通中文、英文及法文之薛寿生教授为校长。薛校长于同年9月23日上任,出长大学校政。

  华语研究中心在1974年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华语在本国之应用及其发展,并且帮助解决中小学在华语教与学上所碰到的问题。

  1975年4月,薛校长辞去校长职。为了全面发展大学的潜能,以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需求,理事会接受委任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于1975年3月17日开始兼任南洋大学校长。于是,在南洋大学发展史上迈进了一个崭新阶段。

  自从南洋大学创办二十年来,第一次吸收各民族学生于1975/76学年度进入各学院就读。这是发展南洋大学为全国性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在这学年度,学制也有了彻底的改革,即以具有更灵活与更广泛基础的课程结构,以取代向来属学系为中心的狭隘教学内容。此外,新的学科也随着开设,计有电脑科学、理化科学、环境科学、银行与财务学、大众传播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

(按:以上为1974/75第十六届毕业生年刊的更新版本。此后五届年刊,《简史》不再增新,似已断笔。以下根据网页资料,摘录易行《廿五年风雨话南大》文中相关信息。)

1974年5月间,陈六使先生家属为纪念陈先生生前热心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捐五十万元予南大,充作“陈六使奖学金基金”,嗣后,李氏基金等热烈向应,捐款沓至,共筹聚九十二万七千五百元。6月15日,南大理事会在行政大楼举行故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铜像安置礼,以表彰陈氏对创办南大的不朽功绩。

1975年7月26日,南大举行第十六届毕业典礼,校长李昭铭博士在仪式上透露:南大和新大将设立一个校际委员会,以促进两间大学之间的合作。在人事方面,新大政治系教授吴德耀于7月1日起受聘出任南大研究院院长。南大文学院院长由卢曜副校长兼任,理学院院长由郑奋兴教授担任,商学院院长为谢哲声教授担任。

1976年4月1日新学年开始,南大当局采取措施,全盘检讨全校各系课程,目的是阐明及确定各系之目标与方向,期能符合国家(新加坡)发展及需求,同时避免与新加坡大学之发展目标及方向重叠。这项措施于这年10月间完成,并于11月9日举行的校务会议上通过,决定在1977/78新学年付诸实施。

1976年8月14日,李昭铭校长在南大第十七届毕业典礼上宣布,南大将更积极吸收华校以外其他源流学生,更扩泛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1976年8月16日,李昭铭博士开始告假:南大理事会委任吴德耀教授为代理校长,兼研究院院长,卢曜留任副校长。

1976年10月27,南洋大学体育中心开幕,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暨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陈英梁博士主持仪式。同年11月15日,语言中心华语组归并为华语研究中心。

南大理事会于1977年8月13日宣布吴德耀教授从15日起辞卸代理校长职,续留任研究院院长,南大从这时起暂时没有校长。8月23日,南大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会后宣布:(一)南洋大学在委任出校长前,将由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二)为了达致长期的目标,将与新大进行更密切合作。

1977年11月1日,南洋大学宣布借调新大前任副注册主任胡桂馨女士为注册主任。12月27日复借调新加坡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出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1977年12月23日,李光耀总理在新大政治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谈到南大今后发展,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南大的改组事在必成,政府决不再袖手旁观,使南大改组事宜,迁延时日,并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大学生必须具有应用第二和第三语文的能力。李光耀总理在南大历史学会另一次演讲中指出:南大改革为用英语媒介的大学,所遇到的障碍,在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认为南大生必须全面浸入才能掌握英文。

1978年3月4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这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让南大学生能够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准,并希望藉此能够消除某些私人界对南大生存有的偏见和成见。

1978年7月3日,新学年伊始,一千八百名一年级大学新生被安排在联合校园上课,其中南大一年级新生约五百八十人。南大二、三年级旧生则继续留在裕廊校园上课。

1980年3月7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南大今后命运的问题;他基于(一)南大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师资,(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两点理由,并在丹顿报告书的基础上,建议南大新大进行合并。李总理在信上列举三项选择,让理事会作出决定:(一)新大和南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二)合并为国立大学,但保持两个校园;(三)在联合校园的三年过渡期届满,让南大重新开办。李总理并在信上表明他的意见:南大的解决办法,就是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0年3月10日,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覆函李光耀总理,明确的提出南大应继续存在的两点理由:第一、深信新加坡需要而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兢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洋大学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把新大与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组成)。所建议的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称为“南洋理工学院”,从1982年开始招收学生,并将为1992年之前所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毕业生领取南大文凭。弦歌于是辍绝,堂皇黉舍,被逼停办,南洋大学,成了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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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5月15日首版 Created on May 15, 2004
2004年05月23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May 23, 2004

(2006-05-15)我的话 ── 给陈新华君的回答── 凡 夫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我的话 ── 给陈新华君的回答
── 凡 夫 ──

我很高兴,我的一篇小文(“南大站”2月23日)竟迎来陈新华君的数千字反应(“南大站”3月3日)。陈君不只反驳我的几点意见,还将另外两名校友在不同地方和时间说过的话也拉进来,好像受压抑了很久,得赶紧将心中的闷气全部泄放出来似的。

长久抑压的失常反弹使陈君说了许多糊涂话。他指责那些不承认2005年是南洋大学创校50周年的校友是吹毛求疵,但他却挑剔我没有准确地翻译好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英文名字;他积极地支持南洋大学的英文化,却对南洋大学法毫不知悉,还说我引用大学法的“guild”字是一种“非常崇拜英国文化”的表现。陈君的糊涂达到极点,当他说:“……‘要让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重生!’但自己却在海外留学深造,并接受了高深的英语(若不是双语)教育!精通双语后却痛恨又反对南大与新大合并成双语的国大,这样的思想态度公平吗?君不见他们在网上应用高程度的流利英文谈论,精彩得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出身于华校。可见他们已经走在新加坡政府的教育体制改革前头,好像早已预知南大会有这样改制的一天,不是吗?果真如此,那么为何老大哥们又不能接受现在已经改制后的双语南大呢?……大哥们不喜欢这个‘红毛大学’但却喜欢住在‘红毛国家’!让人费解!”

我本来准备即刻给陈君一个全面的回答,尝试说服他冷静下来,象个真正的南洋大学毕业生那样考虑问题。但是刚好被招去参加新加坡家里的喜事,拖到三四周后才能起笔。初稿完成之后又读了陈君和傅文义君在“南大站”进行笔战的文章,其内容与所用的语言真是太不文明了,为了避免被沾污,我原想把回答暂时收起来。可是又看到陈君的一句话,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对他的第一篇文章持有异议,言外之意似乎是“南大站”的读者,特别是我这个激起他写那篇长文的人的沉默,等于对他的论点的认同。我正要把回答拿出来,免得被指为逃兵的时候,又拜读了无颜君的《谁在哭泣?》(“南大站”4月24日),觉得还是听“母亲”的话,暂时将和陈君的争论搁下来,待“母亲”从“冬眠中醒来”后才由她亲自处理。可是又想到那时可能太晚了。况且我和陈君的争论不仅牵涉到“母亲”,还有更重要和急迫的华教存亡的问题。即然有“五百名大哥大姐们”在,就按我们华人家庭的传统,长者不在则由兄姐们当家,只要他们抱着说话负责任,不进行人身攻击的态度,以讨论的精神(spirit of discussion)进行辩论,争取达到共识,问题应该可以很迅速解决的。

我以下将回答分成三个部分,即(一)南洋大学校友的团结问题,(二)“母校为了生存被逼改嫁”,和(三)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一) 南洋大学校友的团结问题

首先,我要回答是谁“不容异己”。

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要求大家团结一致,维护和发展母校,是非常自然的。鉴于南洋大学在创校和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校友们要求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是非常强烈的。但是若我们以一个冷静的头脑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能要求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团结。因为我们的同学既然来自东南亚华社的各个阶层和集团,他们肯定会将这些阶层和集团内部和之间的大大小小的矛盾带到学校来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整体上同学们是团结的,但在学校存在的各个阶段却在同学间出现不少不和,争执,甚至斗争的场面 。

早期的同学或许还记得在每年欢迎新同学时,和学生会成立的过程中,常有一小批“捣蛋分子”和大家唱反调。在六十年代在校的同学绝对不会忘记,那一群终日注视着他们,旨在收集他们反对《王庚武报告书》的话动的资料,以便打小报告的“职业学生”。虽然我不太清楚七十年代的情况,我可以猜测陈君所说的“同根生”的感情在一小部分同学当中仍旧是不存在的。

不管我们喜欢或厌恶它,“不容异己”的现象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当中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当大家还一同生活在云南园的时候,处理这现象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那些“捣蛋分子”,“职业学生”等等,是那么明显地和大家不协调的少数。走出云南园后,或许某些“捣蛋分子”,“职业学生”等等也学乖了。不幸的是面对那一股强大的不惜任何代价决意要消灭南洋大学的政治力量,有不少校友终被屈服了。也有些被误导了,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暂时接受了对母校不利的论点。(校友当中,除了以上的,还有从世界各地站出来,为了维护母校的声誉而向当权者说“不”的。另一部分是一些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方便对母校的问题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还有很大部分的校友,为了事业和生活而奔波,和母校的处境失去了联系,不知从何看待在母校所发生的事。)

本来对母校的存亡问题,校友们应该可以根据他们的认识,按文明的游戏规则,不受限制地提出各人的看法的,而看法不一致也不一定会给母校立刻招来大祸,“自家人”应该可以慢慢说,到说通了才罢。在维持团结,解决问题的大前题下,各个校友当然有权力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得对自己的意见负责。不能在和母校有关的问题上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或采取行动以后,就拒绝别人的询问,批评,也不能不管意见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后果,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

就如最近某博士接受理大颁发给该大学的校友的奖励一样。该博士是一位南洋大学知名度很高的校友,而且一路来给校友们的印象是他以毕业于南洋大学为荣,不仅个人鼓吹南洋大学,还积极参与校友维护南洋大学的活动。博士在没有向他周围的同学做任何交代之下却接受了理大的奖励,还向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承认他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出国时英语不会说,英文不会读和写,致使他的留学生生活的初期非常吃力。博士的这种行动和谈话,虽然出自他自己,他不能争辩说这是他个人的事,因为这事对南洋大学和她的校友们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他尽可以不考虑他个人的名誉和信用,但他不能不面对校友的不满和责问。他该知道理大把颁给自己的校友的奖励送给南洋大学校友是一种篡夺南洋大学名誉的不道德行为,为什么要支持它以至背叛自己的母校?是否他从此就不再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自己明明是特别注重英文的钟灵中学高才生,又在南洋大学的四年间读过不少英文课本,且毕业后还当过助教,为什么要瞎说自己的英文水平那么不行?为什么要双手献给那些对母校不怀好意的人又一个攻击南洋大学的借口?

南洋大学的事要南大人一起讨论,一道来办理。可是一批受政治力量所支掌的所谓新加坡校友会领导,却不照顾到自己只不过是世界各地十多个校友组织当中的一个同等单位,不考虑南洋大学是东南亚而非仅是新加坡华人的高等学府,不问广大校友们的意见(甚至也不招集自己的数百名会员开会讨论),在所谓“众多校友的意愿下”擅自与新加坡当权者进行交易,要求“迁册”,赞成理大简称为“南大”,支持“复名”,主办“50周年庆祝会”。这些人一方面拒绝公开解释他们的行动,向世界各地校友做个清楚的交代,另一方面明知道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批评的校友“有着许多怨言与不满”,却指责他们“争吵不休”。陈君问“南大儿女本是同根生为何不能容异己?”如果他能睁开眼睛看看他周围的夥伴们,他应该能看清楚是谁“不容异己”,是谁破坏南洋大学校友间的团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团结的基础又在那里。

为了证明南洋大学校友间的不团结,陈君捏造了一个假象。他说一批“大哥大姐”们,出国留学,学好双语,领了高级文凭之后,就不回母校看看,只会在国外高喊口号,要母校开倒车,不让母校接受双语,喜欢在外国指指点点地责备,不理那些死守在“母亲”身边的“小弟妹”们。

照他毫无根据的计算,这些只占南洋大学毕业生总数一万两千名的百分之五(他说这等于五百人,我就不要跟他去“吹毛求疵”了) 的“老大”们,只会在媒体与校友网站上“对母校的命运给予诸多负面的,悲观的批评和贬意的描述”,“硬性的让她(南大)蒙上政治色彩”,而“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校友选择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或听到校友们之间的吵吵闹闹局面吧了”。

这种离谱的糊涂话是不难被击破的。首先,那“老少”之分,其界线在哪里?难道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里头就没有最早几届的校友吗?没有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吗?还留在外的那五百名当中就没有比较晚届的吗?他们的言论都是一致的吗?那一万一千五百名“小弟妹”们当中,有多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其他地方?他凭什么说这些没有出洋的校友都是保持沉默的?保持沉默的校友都是支持毕业生协会的吗?在新加坡的校友保持沉默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方便公开表示有异于官方的看法,或是新加坡的媒体对他们的意见不感到有“新闻价值”?陈君是否注意到发表在马来西亚媒体和网站上反对“迁册”,“复名”及“50周年庆祝会”的文章?批评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所作的那一套?这些作者又都是留洋的“大哥大姐”们吗?

陈君怎么知道在外的校友没有回去云南园?是不是南洋理工大学门口设了一个暗岗专门记录来访的南洋大学从国外回来的校友?不知暗岗有没有向他报告我在最近三年(以前的就不用提了)三次回云南园的事?不知这些报告有没有说明因为我在那所陈君所热爱的“双语”大学里,除了华裔馆外,看不到任何用华文书写的牌示后,而下决心不对外说我到了云南园,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云南园是一个有着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的地方?

说糊涂话的人的心里是不踏实的。陈君自己也承认毕业生协会“如此沉静于一些‘敏感的话题与活动’而选择沉默,主要是因为无论毕业生协会发表什么意见或立场都会遇到校友的反对意见与反对浪潮。”要代表会员就得进行公开讨论以求得共识。怕“反对浪潮”而不听“反对意见”就是“不容异己”。陈君自己以一竹竿打全船人的做法,谩骂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为“非常崇拜英国文化”,“喜欢住在‘红毛国家’”,“吵吵闹闹”是“能容异己”吗?

(二) “母校为了生存被逼改嫁”

这里主要表达我对这概念的厌恶。

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再深入地研究它的内容之后,它的荒谬之处便立刻显现出来。其实,海外人君(“南大站”3月8日) 在网站上已经说的很请楚,我就不用重复了,只是要求陈君就这个“创作”(不管是他或别人的),做一些补充。

我要陈君自己讲出为什么“母亲”的生存受到威胁。是谁逼她“改嫁”?为什么“父亲南大牌坊”肯让这种污辱发生而自己只会“默默守候多年”,“还依然无奈的肃立在原地期望着母亲早日归来”?“母亲”这个有夫之妇“改嫁”之后日子怎么过?即然“母亲再回家门”了,为什么“父亲”所站立的地方愈显得冷落,凄凉?是不是“母亲”又被别的人占有而不理“父亲”了?最近给“母亲”“庆祝五十周年”,“母亲”高兴吗?在高兴之余有否注意到“父亲”的落魄?

姑且不谈南洋大学的儿女们应如何面对这新的耻辱,我倒想知道这“改嫁篇”是不是某“由华入英又想入华”的大人,在其编写的“云南园史”书中,续“50周年篇”之后的新杰作?陈君这么富有感情地替他宣传,是不是因为最近受理大奖励而应该给的回报?

(三) 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将我对这两所大学的不同之处,和我对待它们的态度,作个详细的陈述。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在二战后为了培养英才服务于正在苏醒的当地社会,特别是正开始蓬勃发展的华文学校,而创立的。这所民办的大学从它开学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象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立。那校园内的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渊源于神州,但却包含迅速增长的马华成分。后来华社提出争取当地公民权,更肯定了南洋大学为未来新兴国家造就政经文化领袖的神圣任务。绝大部分的南洋大学学生抱着为马来亚祖国服务的精神,说明这种认同是上下一致的。

作为维护与发展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的诞生与成长,在殖民地政府的视野里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南洋大学的政治化,从她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如此,经过她在六七十年代坚决抗拒外来干预迫使她全盘英文化而被封闭,直到最近她的名字被盗,历史被篡改为止。不用等到现在才由五百名“大哥大姐”们在媒体和网上“吵吵闹闹”才给她“蒙上政治色彩”。

作为东南亚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毕竟不能全部抄袭中国的大学,也不能只顾发展华文教育,更不能只采用华文。所以从一开始南洋大学就是一所以华文为主要的,英文为辅助的教学媒介语,规定华文与英文为必修课程,采用华文和英文课本,开设华,英,马来语言文化系的高等学府。后来有人(包括自认是爱护母校的陈校友),指这双语的,包含多种文化的南洋大学是纯粹的,甚至是排外的华文大学,他们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居心。

陈君还坚持1980年新大和南大学的“合并”成国大是使南大向前跨一步,转成“双语”的大学。我真不了解,一名堂堂的南大毕业生竟连自己母校的本质都不清楚,竟忘了自己在学时(那是母校经过被强迫改用英国大学制度,特别强调英文后)上了多少英文课,用了多少英文课本,竟鹦鹉学话地将当权者用来作为封闭母校的借口合理化。我请陈君别再人云亦云,好好去研究一下,现在在新加坡官方流行的“双语”到底指的是什么;也请你去和我们那些在“合并”时由南洋大学转入国大(特别是文学院)服务的“大哥大姐”校友们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跟过去比较。我包你会立刻发现,所谓“合并”,不是两个同等夥伴一起共事,而是新大独霸。所谓“双语”,不是英华并用,而是英文独霸。我们在国大当教职员的校友们连第二等公民都不如。母校不得不靠边站,但却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母亲被逼改嫁”本来就是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接受的粗暴的安排,但是“改嫁”的“母亲”不仅生活苦,连生存的机会都全被剥夺了。

我们(我不代表任何人,不过我相信陈君的“大哥大姐”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主张南洋大学即然已经被并吞了,就让这段历史终结吧。不像陈君所说的,我们不是咒骂“母亲”,因为她的死亡是别人有意造成的(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和现任资政甚至后悔没有在更早时将她关闭呢)。我们只要求哀悼有个结束(closure),好让她的儿女们能往前走上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境界。我们反对“迁册”,“再让母亲回家门”,一方面是如我们在上面所指的,这种作法实在是太荒唐了,太污辱母校了。其次“合并”的法律已经通过了,国大的校徽也多少体现了这个决定(南大校徽有包括在国大校徽内,但是不知为何,其颜色和图案似乎有被修改过)。当然,自以为是法律治国的新加坡如何行使自己的法律,并非外人能干涉的。再其次,南洋大学毕业生是正正当当的,受新加坡政府所承认的第二所大学的毕业生,我们为什么要让人随意地象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册”被”迁“到什么地方。南洋理工大学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的场所。“母亲”是“回家门”了,但是她是被拖着避过“父亲”的脚下而从侧门回来的。“家”也面目全非了。理工大学固然建立了许多美丽堂皇的新校舍使某些新加坡人骄傲,而且象陈君那样很庆幸自己的孩子也能就读,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建筑是在破坏了我们所熟悉的学习和生活场所的基础上再建的。我可以设法理解作为一名理大学生的家长,陈君如何希望理大也是他的母校。但是不知陈君有没有在 “南大站”上读过理大现在籍的学生的文章,表示不满某些南洋大学的校友的“沾光”,将他们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皮”。无论如何,理大毕竟还是一所“红毛大学”(尽管理大将其名简称为“南大”,在英语界,人们还是用它的原名NTU。) 我还记得几年前当前任校长还未退休时,理大学生讲华语曾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被校方制止了。尽管理大是在南洋大学的灰墟上出现的,那股中华文化的气息早就被扑灭了,闻不到了。就是它扩大成一所综合性的,有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学后,理大也没有改变其原来本质;中国语言文学系就像一座受满口英语的 “老外”们所包围的孤岛,随时都有被侵犯的可能。

更重要的,理大在母校的原址上的创立和母校的死亡有着许多还待当事人对外公开的微妙关系,在这些关系没有理清之前,和它沾上新的关系只能使母校的消失更难于解释,母校历史的真面目难于辨认。

事实上,接着“迁册”就是“简称南大”,“复名”,又是“庆祝50周年”,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盗名,篡改母校历史的过程。以后人们从何去了解南洋大学的历史?南洋大学的校友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对不起母校的勾当呢?我们可以“向前看”,将理大的兴办和母校的灭亡的关系暂时搁在一边,井水不犯河水。既然理大就是理大,为什么要夺取我母校的毕业生当成它自己的呢?为什么明知新加坡曾经有过一所人人知晓的,简称为“南大”的大学,自己还去抄袭这个名字呢?为什么要改掉自己的正正当当的名字呢?理大是在1981年创立的,2001年庆祝20周年,突然间在2005年就把自己的历史拼入南洋大学的历史而庆祝 “50周年”。这又不是拿别人的屁股当脸皮的例子吗?但是又不好好确定那一年是南洋大学的第一年。我尊照陈君的建议查读了新加坡毕业生协会的网站,在一个南洋大学重要年表内我找不出1955年。可见选择庆祝“50周年”是一个很随便的决定,完全没有尊重南洋大学的历史的意思,更证明了理大的这些动作都是另有企图的。堂堂的一所大学为什么要让当权者摆布,当政治工具?

有人说理大这么做是自告奋勇地使南大精神得以承传,南大历史得以延续。我说在这种虚伪模糊视听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事务都是不真诚的,不可能达到任何积极的对南洋大学有利的效果。如果不接受南大人的劝阻而继续这种自作聪明的行动,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有意破坏南洋大学的勾当。

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还会大力支持理大以自己的名誉,再办一些我母校曾经作过的事。我甚至可以接受理大徐冠林校长的云南园“三部曲”(南洋大学,理工大学,理大入华成为南洋大学),只要理大(1)在继续当前的校政方针的同时,放弃“复名”,“庆祝南洋大学的周年”,(2)在云南园重新点燃中华文化的灯火,逐步开设各种中华语文文化课程,以华文为大学的一种主要生活与教学语文,(3)直到恢复南洋大学的本质的最终目标达到后,才由社会决定是否改名为南洋大学。但我不能接受理大利用我校友对母校的怀念和东南亚华人渴望象南洋大学那样的学府的重新出现,浑水摸鱼搞个假南洋大学。

我希望理大有心的话,能老老实实地领导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为复兴华人语言与文化而努力。这不是开倒车,因为我们不要求理大放弃它当前的各种课程和为新加坡培养理工科人才的使命。其实,如果有一个支持民族教育的政治环境,和有心帮她解决发展问题的政府,母校是完全可以继续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与时俱进的要求下,过去的25年的成长,完全可以使她达到一所包括理大目前的状况的学府。在行政结构上,理大基本上就是我可以想象的,没有被并吞而继续发展的南洋大学的影子。南洋大学一开始就办的商学院,教育系,马来文系,东南亚研究所,和60年代办的化工系,70年代初的电脑中心(因为这些部门是原来新大所没有的,其中大部分才被逼停办) ,现在理大或者办得很成功,或者可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内恢复。和南洋大学比较,当前理大所缺少的,最基本的就是使华人语言文化之火不断燃烧的各种有关华人的课程,以华人文化为基础的文娱活动,和广泛应用的华文教学媒介语。

一所新的以维护和传播东南亚华人语言与文化为使命的高等学府是有必要的。我们即然已经独立于神州的“古典”中华文化,和北美洲的英裔一样,就有必要根据我们独特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去培育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努力使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就东南亚华人文化的辉煌。没有错,和五六十年前不同,我们现在又和中国恢复来往了,可以继续向那里“借用”我们暂时所缺少的人才,好像最近新加坡教育当局聘用70名中国的中小学教师一样。但是,首先,如果母校还健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南洋大学在其生存的二十多年间为东南亚华文大专与中小学培养了绝大部分的华文与数理教师,有一部分在母校已经过世的二十多年的今天还在岗位上效劳。当前理大的中国语文系和教育学院的不少教师也是我们的校友。就连某政治领袖的英文老师也是我们南洋大学培养的。其次,中小学在交换的基础上用外来教师当辅助老师还可以,但是要长久依靠他们就不妥当,因为近几十年东南亚和中国的分隔过程中,华人文化不断地地方化。在华语的运用与表达上,两地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了。在和中国的交往上所出现的牵涉到语文的问题,固然源于我们的水平的落后,但是也有语言差异的因素。

我们维护华文教育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如韩素音老师所说的,要保住我们的根。陈君完全错了,正是因为我们在海外也有面对失根的危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那么敏感,才高喊维护华文教育的口号。同时,我们的居留地也因为新移民的关系,实行了多元文化政策,用公款鼓励各民族开办自己的学校,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很多地方还在起步,母语的教学和运用水平还不很高,但是工作是积极的,情绪是高涨的。反过来看自己的老家,人家在“立”,而我们却在“破”。幸好先辈们留下来的家底厚实,否则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摧残,早就得宣布破产了。我们搞华文教育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重点是精英,而非大众。在这么一个华人占四份之三总人口的国家,华文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

陈君说在中国各个名大学的学生都在学英文,言外之意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可以不积极推动华文学习,让英文继续独霸,华文继续衰退。陈君没有看到中国学生在努力学英文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母语,而且不管学英文的中国大学生有多少,他们毕竟是中国人口的极少数,不影响到中华文化的盛衰,也不降低他们个人的中文水平。反过来看新加坡,这几十年的英语独霸,整百间华文大专(别忘了义安学院)和中小学被关闭或改制,华文水平一落千丈是社会公认的,但是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遭遇更残。其实,就是英文水平也不见的有所提高(还记得吗,在第一次总理换班的时候,卸任的总理就公开指出曾经是新大高才生的接任总理的英文不行?)不鼓励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更严厉推行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英文独霸政策,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致使各族群失去了自己的根,未来社会的安定,如何保证?

我们为什么对母校的体制念念不忘,主张将它尽快复兴?因为我们从其中得到的好处太大了。这不完全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精神上的影响。我们之能顺利地克服留学生和创业的艰苦生活,完全是靠那四年在云南园里所培养的“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的精神。我们深知母校并非百分之百的理想,师资图书设备都明显的不足。可是她却教育我们自强,自助,自爱,和自豪,给我们灌输了一股坚强的闯劲。在校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大学本科生自己组织出去做调查,写报告,出书报,办展出,搞文娱是我们份内的事。谁知在国外走了不同的大学之后才发现就是那些所谓有名气的大学,他们的学生也没有像我们那样的突出表现(在槟城联欢会期间我在韩江学院参观了南大学生书报展览,看到了满屋的各院系学生各种语文的出版物,真使我骄傲不止)。这不单鼓舞了我们,更使我们怀念母校,祈祝母校再生。

200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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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2)校友李益伍来信── AG Lee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校友李益伍来信
── AG Lee ──

Dear masked Editor,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I am amazed that you kept coming up with new justification of why you do not want to remove my letters from the website - unless my letters served your interest.

How do you know my letters were addressed to unknown receipient with BCC. The letters was sent to you to request to remove them from your website, there is no need for me to BCC to your alledged "unpublished recipients." If you have proof that I have BCC to "unpublished recipients." and therefore justified to keep my private letters to you, please show to me - please don't tell me the information is confidential.

The letters to you was sent from my email program directly to your address and not via the website. If I want them to be published, I would have done so through the website.

DONT BE SO HARD-HEADED AND COME UP WITH MORE JUSTIFICATION AND LIVE HAPPIL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WITHOUT ANY REGRETS. PLEASE REMOVE MY LETTERS.

Rgds
AG Lee
(April 21, 2006 11:19 PM)

(编者按):校友李益伍来信说: ‘我见到傅文义学兄的文章,第一反应就是为何您竟然刊登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给我套上“汉奸”、“走狗”的帽子。’编者刊出信件并且表明,‘编者虽然不同意“汉奸”、“走狗”一类帽子,现时还未达致删除的地步。各人的文稿,表达各自的观点,读者可从多方面,归纳自己的看法。’

此后,李君来信要求撤除该两封信。本站并不清楚内中理由,希望李君澄清有关事情,让读者了解有关发展。可惜,李君总是评击本站的建议。有些事也很费解,李君信后清楚注明:“Bcc 副本:关心南大的朋友”,李君却问本站如何知道他把信件BCC到本站不知道的收信者。

为使读者证实该信确有此“声明”,校友李益伍两封来信暂且留在网页几天,让大家验证,一星期内会把内容删除。这两星期的评论,开始的第一章是李君的《南大毕业生协会购买会所》。李君曾来信多次指责本站,本站还在考虑刊出有关通信,让读者明白有关经过。

李君今后来信,本站将尽可能在网页刊出。本站今后只在网页答复李君,读者可自作判断。
200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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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2)还在搞文化大革命?── 受不了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还在搞文化大革命?
── 受不了 ──

各位老中青校友:

你们是不是吃饱撑着肚子没事干?天天在网上骂来骂去,图什么?哪个叫傅文义的校友,你躲在外国乱说话,不用负任何责任,你就回到新加坡,在这里公开你的文章。你敢吗?哪个陈新华,你在校友会服务这么多年,功劳是肯定的,但也不必跟那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般见识吧!降低自己的水准,到泰国去洗洗澡,消消火。

时过境迁,南大已经改变了,干吗还在搞文化大革命? 给天下人笑话,丢脸呀!

好啦!别再吵闹啦!今年到澳大利亚去聚聚会,体现南大精神。

200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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